“成都”两会热评⑦丨进阶2万亿，成都奋楫视阈下的“国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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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是心系“国之大者”的必然使命。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西部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正是中西部共同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

GDP增速从2.8%到6%，意味着经济运行要基本能消除疫情的影响，走出一条从震荡下行到快速回升的坚强曲线，重回经济发展快车道

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以城市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是心系“国之大者”的必然使命。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好比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在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中国城市最顶端的“2万亿俱乐部”为例，随着2022年成都经济总量跨越2万亿台阶，这一阵容增至7个。

迈入“2万亿俱乐部”，意义深远

2022年，成都GDP跨越2万亿台阶。

成都2014年GDP迈入万亿GDP俱乐部，从1万亿跨到2万亿，成都用时8年。广州从1万亿到2万亿的跨越用了7年，苏州则用了9年时间。这表明在经济体量相当情况下，城市迈台阶的增长有一定规律性。

但成都的跨越又有一些特殊性。回看最近几年，2019年成都的GDP增速为7.8%，2020年跌到4%，2021年中国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国外产业链受冲击，需求转向中国，中国经济逆行全球，成都的GDP增速也达到了8.6%，随后，又在2022年疫情影响下，跌到2.8%。2022年，成都克服了疫情冲击、高温限电等多重超预期因素考验，成功跨入2万亿俱乐部。

这一成绩殊为不易。

2万亿元经济总量的规模，如果作为一个国家，大约相当于芬兰、捷克一国的GDP。以国内视角看，202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2万亿的城市有七个，分别是上海44653亿、北京41611亿、深圳32388亿、重庆29129.03亿、广州28839亿、苏州23958亿、成都20817.5亿。

虽然成都位列第七，但这个第七还需要结合两个因素来看——人口与地域。

从人口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共有18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大关，其中前十名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天津、西安、苏州和郑州。这当中，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四城人口超过2000万人。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有其相对特殊的情况，主城都市区面积达2.87万平方公里，是成都的2倍、北京的1.75倍、上海的4.53倍、广州3.86倍、深圳的11.7倍。所以，更严格意义上的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成都。

除了总量数据，七普数据还显示，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口增量最大的城市，第一是深圳，714万；第二是广州，598万；第三是成都，581.9万人。这反映了人口在向成都快速聚集。

从地域看，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在北，长三角城市群在东，珠三角城市群在南，成渝城市群在西，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又分别是这些城市群的极核之一，四大城市构成了一个菱形结构。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有观点认为，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会因国家总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数量增加而降低。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会减少。这是因为人口变多，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变多。同时，距离变大，首位城市虽然有吸引力，但离家乡太远，人们不愿意去。如果照此来看，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中心城市。

根据《2022年毕业季调研分析报告》，毕业生找工作，有38%的毕业生选择新一线城市，是因为离家较近。同时，那些距离一线城市近的地方，会被虹吸。对流入人口而言，这个城市要离北上、珠三角足够远，才值得选择，这就意味着，离这些城市足够远，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从人口与地域这两点考量，成都的2万亿GDP总量，可谓意义深远。它不仅确定和强化了成都的中心城市地位，而成都与重庆同为2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使得中国人口聚集的菱形结构得到确立。这也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四极的发展态势，相得益彰。

从2万亿到3万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历史使命

目前，我国共有九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这九大城市对应着人口聚集的目标城市。根据城市聚集的规律，中国虽然很大，但九大中心城市的基础上，必然还有更进一步的人口聚集趋势。

经济体量的规模，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只有足够大，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城市发展欣欣向荣，但城市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成都人而言，2万亿GDP的规模，能为成都带来更多的就业、发展机会，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商业服务，比如国际水平的医院、展览、教育、文化等。

2022年，在全国GDP前十的大城市中，成都的GDP增速位居第三。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年要实现6%以上的增长，这是一种自我加压。

GDP增速从2.8%到6%，意味着经济运行要基本能消除疫情的影响，走出一条从震荡下行到快速回升的坚强曲线，重回经济发展快车道。

6%以上的增速，对普通百姓而言，意味着社会整体就业机会的增多，收入也增长较快，市场中有更多机会。所以，快速的经济增长会成为吸引人的一个因素，而更多的人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

成都还明确提出，到2027年，超大城市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城市核心功能、基本功能、特色功能全面增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3.5%；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四化同步”协同推进，全国重要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设，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元。

可以说，这就是成都经济体量，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从2万亿到3万亿历史跨越的意义所在。

这，不但可以进一步确立成都的中心城市地位，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历史任务。

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西部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正是中西部共同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人口的流动之下，一个更强的省会，是所有这个省的人都有可能分享的机会。所以，在政策设计层面，当下对于强省会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更加强调强省会的引领作用。

对将来会生活在成都的四川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而言，一个快速发展的成都，能对周边地区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拉动作用，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实现东西部地区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成都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潜力。

提升人均指标，是成都发展的潜力所在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均衡与非均衡、协调与不协调的发展矛盾始终存在。协调性均衡发展，关键要找到发展和保护的均衡点，解决好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的协调和均衡问题。但如今，很多人说到“均衡发展”时，并不是指按经济规律，有分布、有层次、有结构、有偏重的均衡，而是指完全一致的同等、同样。以美国为例，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其各州人口与GDP分布并不均衡，但人口与GDP两者之间的分布却高度一致，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所以，均衡发展更要关注人均GDP趋同的发展。人均GDP，与个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收入、机会息息相关，真正促使人流动、衡量人口与经济分布是否均衡的指标，不是总量指标，而是人均GDP。在一个区域中，人口会向人均GDP高的地方聚集。

所以，人均GDP的全国平均线，是发展的重要参照指标。成都人均GDP在全国百强城市的排名并不算高，快速的经济增速，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手段。反过来说，这个差距是发展的潜力所在。

从更大层面看，今年各地都在拼经济，成都等多个城市提出GDP增长目标，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前几年，有观点认为，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不够全面。的确如此，GDP指标有自身的缺陷，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效果。任何指标都有缺陷，GDP指标是相对来说最好的指标。它能较好地反映投资、消费、出口带来的经济发展，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数据化的GDP指标，看得见、摸得着，非常直观。张五常的县域竞争理论认为，县与县之间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是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而县域竞争，正是在GDP指标导向之下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在GDP指标的约束下，能避免政策偏差，促进区域竞争，促进地方出台相关政策，提升营商环境，全面地促进三个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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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关于两会热评⑦丨进阶2万亿，成都奋楫视阈下的“国之大者”就讲到这。